前一讲，我们对我国当前教育（包括科技创新教育）中的第二种“不完备”即“技能与知识的教学分离”进行了概念上的基本阐明，这一讲我们继续剖析其中的原因和本质，从历史与文化的渊源给出更为深化的讨论。

显而易见，根据前一讲，我们有个简单而显著的结论，即我国过去多年的基础教育是非常不重视技能的培训与教学的，这种不重视已经到了相当过分的程度，而且还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人觉得这反映出我们的教育有什么问题（如果还有一点点重视的话，那也要转到职业教育范围去谈，而职业教育在我国似乎并不算入基础教育，更不会算入应试教育的范畴）。原因很简单，就是技能并不会真正需要在应试中达成必须达到的成绩（应试教育也一般不会真正实测技能，那被认为是花“闲工夫”），所以技能不是一定要教，也不是一定要学（更有很多人认为，有了知识，技能自然就会形成，用不着教的）。同时，应试教育的教学方式为了最简单化地提高分数，采取了“直接给予知识并达成复制”的模式，这种模式将非应试知识性的其他非直给教学几乎均排除于重要的教学之外（为了更快地直接获得分数，我们没有时间进行技能教育），进一步加大了将知识教学与技能训练分开并大幅度弱化后者的趋向。这自然也带动了对科学教育的本身弱化，也更带动了对科学教育中的科学技能教学的弱化（您看，应试教育的带动力是巨大的吧！居然也带动科学教育降格或沦落为类似于应试教育的知识型应考教学。由于这种带动，说得夸张一点，事实是，我们不是把知识与技能的教学分开了，而是几乎不要技能教育了。这里也提及另一个基础客观原因，即就算要教技能，现在的很多教师自己也都只会纸上谈兵，不会什么技能，怎么教？）。

除了这些应试本身的直接归因之外，我们还可以为技能教育的如此现状进一步找找深层次原因。这可以通过回溯我国教育发展的历史达成相关的认识。

从历史角度看，我国的教育虽经数千年发展，但较正式的教育却更多不变地呈现为“仅仅教书”的形式，其中很具代表性的就是如图1我们通称的“私塾”模式（其实官学在形式上也大抵一致）。追寻深远影响我国教育的私塾的发展，特别是深度考察其中的教书方式与形式，就深深地展现出一种我国特有的如何教书的范式，其核心即以教师引领学生按教师所知与要求讲解温书、诵读记忆、熟练理解，从中即可窥见我国教育和“教学法”的主要脉络与核心机理（强调，我们并不否认私塾的创造价值与优势意义，例如其在学习国学和政务社论方面以培养政务人才，形成了历朝历代的官制后备人才并助推了“状元选拔制度体系”，但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值得反思的不足内容）。

图1　私塾——一种我国历史上最典型的教学模式与体系（《私塾图》／马海方）

所以，经过历代发展，虽有诸多社会变化、经济变迁、科技发展，我国教育的主要基本面却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与提升，近现代虽有国际教育的一些进步发展历经多次重大外部输入影响，也没有从实质上造就显著的变化。我们的学校当前就还有这样的深刻影子，教师在骨子里还是认为“教”就应该呈现出“师”的概念，教学中就应该以师为中心、以授书为基本、以讲解为传道、以端坐为本分（离开了教室都不叫读书，笑）。学即等于将“书”转为记得、复述、理解为本义。“书读得多就最好！”“书读好了就是教育最好的成功！”如此，教师教书的核心实质一直确保了很好的沿袭，在继承师道尊严的同时更是加强了“仅仅读书”的纯粹性；到现在的应试教育阶段，更是将其演化到了极度的分数考查模式。很显然，学习语文（国文）等学科这样做并无太大不妥，但学习科技等其他学科还是如此则存在明显问题。仔细考察，我们现在的教学事实上几乎任何一个学科都是这样教的（关键在于任何学科都几乎这样，您没觉得这样有什么问题吗）。这使得教学自然就“不需要”其余的方式，也自然将技能教育深度排除到了知识教育之外。追根求源，这就是源于中国人自身特有的文化传统与习性。

现在，可以看到，这样的认识还在持续“发酵”。我们今天的应试教学和课堂教法，始终是较“单纯”地进行着围绕知识点的反复训练，“把书抠精抠细”是终极目标，很少有教师能真正脱离这样的“影子”而转型为现代多种教学法模式。即便有，很多也无法完全脱离“师尊师主、授主书主”的基点。所以要认识到这种由于文化所形成的影响，这是我们在这里需要建立的文化影响反思之一。